文/张樱烁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手稿。这份手稿是邓颖超在1982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61周年撰写的，题为《一个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共有17页，前两页由邓颖超亲笔书写，后面由她口述、秘书赵炜记录。通过这份珍贵的文稿，我们看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鲜为人知的往事。作为杰出的革命家夫妇，无论是并肩战斗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还是携手同行于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他们都以党的纪律为行为准绳、以高度自觉践行着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一、初心如磐，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把党的政治纪律铭记于心。1921年，周恩来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年，他在《伍的誓词》一文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最质朴又最真诚的至高承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此后，不管是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地下斗争中，还是身处“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都自觉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保持着对党绝对忠诚。1924年初，邓颖超参加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她曾在回忆里说道，“入党第一是为了国，第二是为了民。”邓颖超70余年的革命生涯折射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婚照。
周恩来和邓颖超认为，“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虽然他们的恋爱关系是在通信中确立的，但是，两人在鸿雁传书中却从来都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直到经过党组织的沟通和批准，才知晓彼此都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前，周恩来离开武汉去九江，临行前，两人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而对于去做什么、呆多久，都没有讲。之后，邓颖超看过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肩负着更多的任务，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他们的神圣责任。他们常常互相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恩来向当时主管的负责人说，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秘密，对于相关工程和试验的情况，只允许参加试验的人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同志，包括家属和亲友。邓颖超也时刻谨记，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周恩来患癌之后，一次在与邓颖超的交谈中，他说道：“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虽然都知道即将面临最后的诀别，但他们依旧默契地、坚定地把没有说的话埋藏在各自心底。
二、严以律己，恪守党的组织纪律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两人协商一致：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人向周恩来提议：邓大姐资历深，对革命作出很大贡献，给大姐在政府里安排个职位吧？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拒绝道：“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此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邓颖超则一直在群团组织——全国妇女联合会任职。我国刚刚开始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在工资等级表中，把总理和国家副主席放在一个等级栏内。周恩来审阅后，把“总理”二字勾下来和副总理放在一个等级栏内，将自己的工资降低了半格级别。当时，按照邓颖超担任的全国妇联副主席一职，工资级别应该定为行政四级，但等到周恩来审批时，他把邓颖超的级别压低至五级。对于这些，邓颖超不仅毫无怨言，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坚决的支持。
◆195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1954年12月19日，邓颖超在致外交部交际处的信中强调，有关国际外交活动要坚持原则，对于涉及自己“妇联副主席”一职的工作事宜，应该交由妇联有关部门处理；若涉及到“周恩来夫人”这一身份时候，就交由外交部有关部门办理。据曾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回忆，她经常有机会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参加会议或者汇报工作，但是从来没有一次遇到过邓颖超。正是因为两个人坚持党性原则，恪守组织纪律，做到互不干扰彼此的工作。
1982年元旦，邓颖超得知党中央决定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度。这是建党和建国之后从来没有的新规定。她意识到，这项制度改革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制度的实施也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为了推动制度的顺利落实，邓颖超身体力行，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带头申请退休。她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自觉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执行退休制度，诚恳地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在退休以后，我仍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不懈地奋斗。”1985年9月，邓颖超主动辞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辞去中央委员职务；1988年3月，辞去全国政协主席职务。她说过：“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但人的思想不能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并不是革命就到头了。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工作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退休后，继续学习，发光发热，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在任何条件下都坚决服从党组织安排的崇高风范。
三、清正廉洁，坚决不搞特殊化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办公和生活的地方。这座老式旧平房由于年久失修，墙砖出现斑痕，墙皮出现碱印，地面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1959年，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出差之际，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装修。周恩来从外地回来，看到后十分生气，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拒绝入住，直到将新的家具搬出去、恢复到原来的面貌才搬回去。自此，他的房间再也没有大修过。为此，周恩来多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日常生活中，周恩来、邓颖超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穿、用、住，每一件东西都用自己的工资支付，住房要交房租，用水用电也要交费。邓颖超是全国政协主席，她自己花钱订阅政协报和《人民日报》。
根据工作需要，周恩来每年都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视察，每次他都明确指示要轻车简从，从而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一、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二、不准宴请、不准陪餐；三、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之类的东西）；四、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五、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店、不戒严。1970年1月间，邓颖超陪同外宾到延安参观。返程时，延安人民想给周恩来捎2斤小米。邓颖超笑着对大家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是回了一趟老家。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矩，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大家表示，小米是延安人民的一点心意，怎么好意思收钱？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说：“延安人民的心意，恩来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从来不违背党的规定，不然，你们这里出小米，他们那里出别的特产，大家你送一点，我送一点，那我们家里还了得！共产党不能搞这一套。”
◆1959年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合影。
邓颖超在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有人提出，由于她外出活动的增加，没有红旗车不方便，她拒绝说，没有红旗汽车，一样做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她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她又拒绝了给她增派秘书和警卫人员的提议，她向办公厅重申：“职务变了，但是一切待遇不变。”1979年7月4日，邓颖超收到时任昆明思茅军分区司令员的范金标随当日民航班机给她带来的芒果。范金标在红军长征时，曾经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邓颖超当即在7月6日给时任民航总局局长的沈图和民航总局第一副局长的张瑞蔼写信说明此事。由于芒果无法寄回，就随信附10元给范金标。同时，拜托他们告诉国内各路班机的同志们，以后凡是遇到有人给她带东西，都要婉言谢绝，“因为这种做法有嫌及特殊之嫌，不可为的”。
西花厅不染亭上的“不染”二字，是周恩来和邓颖超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他们即使身居高位，也仍然像一名普通共产党员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居功自傲，搞一丝一毫特殊。
四、心系人民，永葆共产党员本色
周恩来一直被尊称为“人民总理”，邓颖超总是被人称作“邓大姐”，如此亲切温暖的称呼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深厚感情。而“人民”一词，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字典中份量也最重，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也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上。
全民族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周恩来在总结抗战经验教训时，特别强调：“革命军队所经之地，不仅要保障自己不扰民，不害民，而且还要为民除害。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1943年3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撰文《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指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这也是他之后一直遵守的行为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他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每到一地视察，他都深入到群众中，与他们促膝交谈，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及时把群众的意愿化为党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地震。周恩来闻讯，连续20小时制定部署一系列抗震救灾的紧急措施。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不顾余震危险，赶赴灾区。在周恩来视察震中重灾区隆尧县白家寨村时，群众得知周总理来了，心情十分激动，自动围聚在一个空场地中。周恩来站在木箱上同群众们讲话时，发现老百姓们迎风而立，他掉转方向，自己迎着风讲话，让群众背对着风，免受风寒。周总理的这一细节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许多人默默流下了热泪。正如他1951年9月29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强调的那样：“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
五、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地去奋斗
周恩来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无论在任何时期，他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1924年周恩来旅欧回国后，旋即投身大革命洪流，开启职业革命家的生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形势下，开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民族抗战时期，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他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统一战线、对外交往等诸多方面，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奠基性贡献，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昌盛，勤政达26年之久。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训练班旧址（自忠路281号）。
1939年，周恩来在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柯棣华谈话时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党工作！”晚年时期，周恩来即使面对死亡，内心坦然，没有任何悲观失望，唯一使他感到遗憾的就是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1975年5月7日，他在看望谭震林时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正是因为胸怀国家、心系人民，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仍然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邓颖超在青少年时期就发出“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爱国救国宏愿，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之后，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她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迅速地打开局面。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领导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投身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为全国妇联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她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党的妇女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领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使中国妇女在婚姻自由等方面的权益获得法律保障。她为增进中国妇女同各国妇女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赢得各国妇女的敬重。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颖超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国政协主席等多个重要职务。她参与制定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建议，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对外交往等诸多方面，为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邓颖超曾经将她最喜欢的几句诗歌——“春天过后不是秋。只要是与人民的事业相结合，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摘抄到台历上，这也是她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始终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他们一生无私无畏、任劳任怨，敢于担当责任，就如邓颖超晚年回忆的那样，“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
六、躬身垂范，发扬传统优良作风
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力提倡勤俭朴素、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等传统优良作风。他们常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不能丢掉。”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去印度访问，由于气候炎热，就在瑞士买了两件衬衣，当时每件衬衣都有备用的领子，他觉得这个做法很好，说：“衬衣的领子、袖口最容易破，如果换上备用的就可以接着穿了，我们应该借鉴。”之后，周恩来再做衬衣时，会要求工作人员多买几尺布，不仅做出备用的领子，还增加了备用的袖口。就这样，周恩来的衬衣一穿就是很多年。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就过好“五关”作报告。“五关”分别是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在生活关中，他强调，“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众所周知，周恩来以“十条家规”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决不允许亲属有丝毫的特殊待遇。周家是个大家庭，子侄晚辈很多，他要求晚辈不要像坐享其成的八旗子弟，应该自力更生。“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这是周恩来常说的一句话。他忙于国家大事，家里很多具体的工作、琐碎的事情，委托妻子邓颖超处理。作为他的贤内助，邓颖超也经常教育亲属晚辈。1964年8月2日，在与周家亲属谈话时，她说，“我要求我们的家庭成员，不要因为咱们家中有个国务院总理，就任何活动都想参加。你们有困难，我们的工资可以帮助你们，毫不吝惜，但我们从来不利用工作职权来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颖超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她参与领导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领导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党内重要法规。1981年2月24日，邓颖超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发表《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的重要讲话。她强调，“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并且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领导干部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因为这已成为影响党风的一个问题。”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提出逝世后遗体火化的倡议后，两人就身体力行，率先签字，并互相约定，骨灰不保留，撒进祖国的江河大地。从始至终，他们用言行熔铸的“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高尚品格是不朽的旗帜、永恒的丰碑，一直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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